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前或前）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次日食，就有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左传》书影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