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此文化复兴由表及里之际急需勇于担当、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此文化复兴由表及里之际，急需勇于担当、解行相应的仁人志士；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更是迫切需要一批深入经典、有真实体验又肯踏实做基础工作的人。丛书的启动，需要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编撰者，我深知实非易事。首先想到的是陈椰博士，陈博士生长于宗族祠堂多有保留、古风犹存的潮汕地区，对明清儒学深入民间、淳化乡里的效验有亲切的体会；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陈博士不但立即答应选编一本《王阳明家训》，还推荐了好几位同道。通过随后成立的这个写作团队，我了解到在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在读的和已毕业的）中间，有一拨有志于传统修身之学的朋友，我想，这和中山大学的学习氛围有关——五六年前，当时独学而少友的我惊喜地发现，中大有几位深入修身之学的前辈老师已默默耕耘多年，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一批年轻的学人成长起来了。

郭海鹰博士负责搜集了家训名著名篇的全部书目，我与陈、郭等博士一起商量编选办法，决定以三种形式组成“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一、历史上已有成书的家训名著，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二、在前人原有成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为更完善的版本，如《曾国藩家训》《吕留良家训》；三、新编家训，择取有重大影响的名家大儒家训类文章选编成书，如《王阳明家训》《王心斋家训》；四、历史上著名的单篇家训另外汇编成一册，名为《历代家训名篇》。考虑到丛书选目中有两种女德方面的名著，特别邀请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宋婕老师加盟，宋老师同样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出身，学养深厚且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弘扬。在丛书编撰的中期，又有从商界急流勇退、投身民间国学教育多年的邵逝夫先生，精研明清家训家风和浙西地方文化的张天杰博士的加盟，张博士及其友朋团队不仅补了《曾国藩家训》的缺，还带来了另外四种明清家训；至此丛书全部 12 册的内容和编撰者全部落实。丛书不仅顺利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选题立项，且有幸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获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成果资助类项目—新闻出版）资助。

由于全体编撰者的和合发心，感召到诸多师友的鼎力相助，获致多方善缘的积极促成，“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顺应历史要求的一点尝试，编写团队勉力为之，但因为自身修养和能力所限，丛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当初的设想，于我心有惴惴焉。目前能做到的，只是自尽其心，把编撰和出版当做是自我学习的机会，一面希冀这套书给读者朋友提供一点帮助，能够使更多的人亲近传统文化，一面祈愿借助这个平台，与更多的同道建立联系，切磋交流，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贤才和著作的出现，做一颗铺路石。

刘海滨

2019 年 8月 30日，己亥年八月初一

导读

家训，顾名思义，是父母对子女或者长辈对家族内的后生进行训诫规劝的文字。家庭或者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良好的家教，是家庭乃至家族能够长久保持稳定兴盛的基础。弘扬家教，端赖家训。最早的家训在上古社会已经出现，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太康失国之后，其弟五人追述了先祖大禹的遗训，以表达他们对太康沉溺游乐荒废政事的批评和怨愤。殷周之后，随着宗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备，家庭和家族不仅是私人领域，也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家训更是大量出现，《尚书》所记，文、武、周、召、成王等都有大量的对子孙和大臣的训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学术下移，士人阶层兴起，中国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产生了不少有关家庭教育的传世佳话，如孔子有过庭之训，孟母有断织教子。汉兴以后，大一统社会逐步形成，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家训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开始有独立成篇的家训文本，进而有像南北朝末年颜之推《颜氏家训》这样的家训专著产生。《颜氏家训》之后，历代家训传世者多达数百种，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大多有家训名篇传世。

古人家训所涉及的内容极广，立身、齐家、交友、处事、治学乃至于养生，无所不该。总体来说，关于家庭伦理的述说和训诫是其基本内容，就家族内部而言，自家先人的成就有着极强的鞭策意义，立言传家，家族后辈如同亲承教诲，有了血缘的维系，其意义自是无可替代。而就今人而言，古人家训对于现代生活是否还具有积极的意义，答案显然也是肯定的。然而现代社会的生活场景毕竟与古代差别巨大，传统伦理所要求的行为规则，例如孝、悌、忠、信，不管哪一个，在现代生活当中，所实施的具体环境都有极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本身所隐含的规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于传统有一种乡愁式的温情；另一方面，上面所讲的这种矛盾又在不断地显现，引人注目。这其实是今天我们面对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心理状态。

古代社会总体来讲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更多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以孝、悌、忠、信为儒家核心伦理，或许可以处理亲人甚至熟人的关系，但是需要处理陌生人关系的时候，往往缺乏成熟的设计，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儒家伦理是否具有普世性，而在于由生产关系、技术发展等因素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改变与演进，已经远远超出古人的生活经验。在公共生活领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哪一种场域下，人际交往的逻辑、规则以及所凭借的具体条件，和古代都有相当大的区别。例如在政治方面，起码在名义上“父母官”变成了“公仆”，更不用说君臣关系早已消失；在经济方面，商品生产与消费取代农业生产和地租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另外，这种改变不仅仅使陌生人交往的需求极大地增加了，就算是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在快速变化。例如现代人对理想亲子关系的描述更为注重双方地位平等，甚至有以朋友关系代替传统的父子或母子关系的倾向。从古代生活经验当中总结而来的伦理准则，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或者给现代伦理提供借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古人家训的学习，并不是要把古人所提倡的伦理准则教条式地挪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而是为了在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种方法是需要经过现代发展，以现代面目展现出来的。而这种发展具有可能性的根本在于，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改变，人的一些基本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体验是具有恒定性的，古人根据这些情感和道德体验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同样具备普世的内核。例如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当中尤其重视契约伦理，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严格意义上的契约伦理并没有发展成熟，但儒家所提倡的人格平等、理性、公正、守信，不正是现代契约精神的内核吗？这就是我们学习古人家训的意义所在。当然，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亦一大乐事也。